随着各地社会企业政策的不断推进,目前社会企业发展已形成数个地方模式。北京市有关政策文件中,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以有效追求社会效益为根本目标,持续用商业手段提供产品或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并取得可测量的社会成果的企业或社会组织。”业界认为,在基层治理体系及社区公益服务中,社会企业能发挥独有的作用,是重要的参与方之一。近期在京举办的2023社会企业(北京)峰会上,与会者就各地社会企业政策、社会企业实践及社会企业投融资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并探讨如何推动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使其成为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助力之一。 目前我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企业地方发展模式。其中,北京、四川成都是两个“高地”。 作为首个将“社会企业”写入省级文件的城市,北京去年出台的《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了重点扶持的社会企业类别,还支持设立社会企业投资基金。此外,《关于促进北京市应急管理领域社会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意味着北京相关政策已关注专门领域的社会企业。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认证119家社会企业,已形成“官方智库研究引路、党委政府认可支持、枢纽组织协同落实、社会企业与各方支持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城市治理所所长于晓静说:“社会企业是多姿多彩的。我认为,它应该是分领域、分赛道发展的。” 成都的政策扩散也引起多方关注。早在2018年,该市发布“红头文件”,社会企业可在工商部门注册后由专业机构认定,并由工商部门牵头培育支持。近年来,成都不断推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截至2022年,在有效期内的、成都市认定的社会企业达127家,其上一年度营收总额超7.48亿元,从业人员合计2785人(包含兼职人员),服务各类城乡社区累计超过700余个,受益人群超过100万人次。 观察成都社会企业,“社区”是关键词。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夏璇介绍,该市将社会企业视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兴力量。 近年来,成都市创立了“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信托制物业社会企业+社区基金+社区合伙人”等模式。例如,武侯区探索的信托制物业,居民满意度、平均物业缴费率等直线上升;多家单位共建的“社会企业板”探索以金融手段促进社会企业发展。 成都正在推进社会企业服务下沉,“社区社会企业”已是探索社区治理模式的新“抓手”。
社会企业大多从社区服务中诞生,抓住了用户需求。有些机构诞生于公益服务团队的基础之上。例如,为社区长者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北京市东城区小棉袄爱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既是4A级社会组织,也是北京市认证的社会企业。 早在2015年,小棉袄爱老团队为社区里高龄老人提供公益慰藉服务。如今,小棉袄爱老在北京有8家社区养老服务空间,8年来为6000余名长者提供超过20万人次服务。该机构协助政府部门做好养老基本保障工作,还与公益组织合作提供免费服务,例如,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合作,在疫情防控期间提供了2000余次就医送医服务。 社会企业涉及商业与公益,但以社会价值为主要目标,例如,“即刻到家”是一家提供养老服务的社会企业,通过将家政服务市场化、运营文旅项目等,获得收入后反哺养老服务,为乡村老人提供低价高质服务,机构在北京市平谷区的呼叫中心,从2016年开始,屋子里的灯没关过,人没断过,为老人提供24小时人工客服服务。 即便针对一些传统的社会问题,社会企业也往往能提供创新方案。例如,针对粮食浪费问题,社会企业东石向日葵研发了一款名为“惜食魔法袋”的小程序,一方面,让商户将每天未售出的过剩商品装入“魔法袋”;另一方面,让消费者以低价获得“魔法袋”中的食物。该公司创始人徐伟昊举例说,某连锁烘焙商店将当天过剩食品装入“魔法袋”,消费者下班时顺手取走,原价30余元的商品仅售11.9元。“商家增加了用户,用户拿到物超所值的商品,我们也为社会作了贡献。” 近年的疫情防控对社会企业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应对外部严峻挑战时,社会企业展现了灵活性。教老年人专业唱歌的社会企业“唱好一点”原本因线下活动难以开展受到较大冲击,但其团队通过定制版MV、开发优质内容等方式,最终完成了传统文娱产品的升级迭代,为用户提供创新、灵活的服务产品。其创始人王发财认为,要用“未来企业家精神”去创造更多发展机会。社会企业善行直达的负责人杜娟也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因其社会价值的主张,让企业更具发展韧性和持续性。
与社会企业追求社会价值相对应,投融资领域同样兴起了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相协调的投资种类。近年来,社会价值投资、影响力投资、可持续投资等理念和模式的出现,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 投资人张唯介绍说,投资社会企业有两个策略:一是进行早期投资,注重陪伴和赋能;二是整合与并购。“我们希望通过资本杠杆帮助它们扩大规模,取得更大的突破。”张唯认为,“社会企业板”的诞生非常重要,为私募股权投资人打开了一个新的可交易、可退出的通道,影响力投资具有挑战性和值得探索的空间。 投资人葛勇表示:“我们选择农业作为切入口,它在减排方面有非常大的价值。”葛勇举例说,其投资的一家农业科技方面的社会企业,通过科技手段帮助茶农精准灌溉等设施实现节水量达50%以上,节约电费50%以上,节约肥料40%,并降低霜冻风险。农民每亩平均产值提高了约7500元。第二个案例是一家利用秸秆制糖的科技企业,其使用农业废弃物为原料,既节省了大量主粮,也节省了主粮所要使用的土地、水、化肥、农药等,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兼得。 “我们投资的是符合经济、社会、公益三重底线的企业,希望它们既有商业可成长性,又能产生更多社会价值。”葛勇说。 盟浪可持续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李文认为,应多方共同推进社会价值创造评估工具建设,助力社会资源向社会企业倾斜。“我们应建设一个涵盖公共部门、投资机构、社会企业、公益组织、中介服务机构等的健康、规范、包容的社会价值投资新生态。”李文说。
社会企业大多从社区服务中诞生,抓住了用户需求。有些机构诞生于公益服务团队的基础之上。例如,为社区长者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北京市东城区小棉袄爱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既是4A级社会组织,也是北京市认证的社会企业。
与社会企业追求社会价值相对应,投融资领域同样兴起了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相协调的投资种类。近年来,社会价值投资、影响力投资、可持续投资等理念和模式的出现,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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